5 个华人，把名字留在了美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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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晚我想把五个人的名字摆在一起看，黄仁勋，李孟贤，伍超，杨振宁，还有我的导师杨宗良。一个刚刚被拖下了神坛，一个名字刻在机场上，一个正在州议会里一级一级往上走，一个在近七十年前就在诺贝尔奖的典礼上公开感谢中国文化，还有一个，是把我领进这道门的人。五个人的故事放在一起，恰好能拼出华人在美国站稳的全部路线。
写在前面。这篇文章是我以个人身份写的，只代表我自己，不代表任何其他人，也不代表任何组织。
昨天，2026 年 11 月 12 日，黄仁勋辞去了英伟达的全部职务，首席执行官，总裁，董事，一夜下台。
事情的经过不长。10 月 29 日，《纽约时报》报道称，美国情报机构认定新加坡数据中心公司 Megaspeed 的一位女高管是为北京传递信息的情报人员，说她和黄仁勋关系密切，疑似涉及高端芯片转运。11 月 8 日，黄仁勋发表公开信，承认自己有婚外情，向妻子和家人道歉，英伟达董事会同时宣布启动独立调查。11 月 12 日，他辞职，结束自己在这家一手创办的公司里整整 33 年的任期。从第一篇报道到下台，一共两个星期。
到今天为止，没有任何公开的监管文件或者司法结论证明黄仁勋泄露过机密，也没有证明那位女高管有任何违法行为。新加坡内政部 10 月 31 日专门发过声明，政府及官员从未对她表示担忧，也从未针对她展开调查。可是舆论场里，间谍，美人计，卖国，这几个词已经提前把案子判完了。
我认为这就是种族偏见。一个 9 岁移民美国的合法移民，靠自己的本事，从 Denny’s 的卡座里做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，一出事，模范移民的牌子一夜之间被撕下来，换上间谍嫌疑。婚外情是黄仁勋自己的错，他认了，也道歉了，我不替他洗这一条。可是把一个人的私德问题，顺着他的族裔，一路滑成整个族群的忠诚问题，这一步我不接受。我是华人，也是亚裔，我支持黄仁勋，我也要为这件事发声。
今晚在 X 上，不少亚裔网友也在讨论这件事。有人说，这是美国难过的一天，一个勤奋守法的移民，靠自己的钱从 Denny’s 白手起家，做出一家万亿美元的公司，一夜之间就能被从高处拖下来，还有人问，究竟是哪一边把美国推成了技术强国。有人说得更重，不要再幻想当乖孩子，好学生，模范公民了，华人父母教育孩子，不要再只想着培养下一个黄仁勋，马斯克或者 Alexander Wang，要教育孩子去成为总统那样的人物，去成为制定规则的人，他说这是亚裔在美国得到平等对待的唯一办法。还有人呼吁，希望亚裔，尤其是华裔 STEM 男，能在这件事里团结起来。这些话不全对，可有一种情绪是真的，靠乖，换不来安全。
所以今晚我想把五个人的名字摆在一起看，黄仁勋，李孟贤，伍超，杨振宁，还有我的导师杨宗良。一个刚刚被拖下了神坛，一个名字刻在机场上，一个正在州议会里一级一级往上走，一个在近七十年前就在诺贝尔奖的典礼上公开感谢中国文化，还有一个，是把我领进这道门的人。五个人的故事放在一起，恰好能拼出华人在美国站稳的全部路线。先说李孟贤。他的名字，我不是今晚才知道的。今年 2 月 14 日，我在旧金山国际机场送人回国，在国际航站楼看到了他的浮雕，当时就拍了好几条口播视频讲这件事，还写下过一句话，旧金山国际机场国际航站楼是以 Edwin Lee 华人命名的，非常亲切，并且真的名副其实，希望有更多华人这么厉害。今晚，我想把他的故事从头再认真看一遍。
李孟贤 1952 年出生在西雅图的灯塔山社区，父母从广东台山移民过来，父亲做厨师，母亲做裁缝和服务员。他和五个兄弟姐妹在公屋里长大，公屋就是政府给低收入家庭的廉租房，他小时候还跟着父亲在餐馆里帮工。一个在廉租房里长大，闻着厨房油烟写作业的孩子，这是他故事的起点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。
他后来去了缅因州的鲍登学院，1978 年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到法学博士，读书时就在旧金山的亚洲法律联谊会实习，毕业后留下来做管理律师。这个机构帮亚裔社区打官司，他当年帮唐人街公屋的租客组织租金罢工，逼市政府修那些不安全的房子，也帮移民和租客争权利。用现在的话讲，他职业生涯的第一站，站在了市政府的对面，专门告市政府。
再后来他换了一个位置。1989 年他进了市政府，做第一任举报条例调查员，后来一路做人力资源部门，人权委员会，公共工程部门的负责人，2005 年当上城市行政官，管钱，管工程，管这座城市第一个十年基建计划。全是不显眼的活儿，没有镜头，也没有掌声，只有预算表和下水道。我有时候觉得，这种活儿才最见功夫，一座城市能不能转起来，靠的全是这种岗位上的人。
2011 年 1 月 11 日，原市长纽瑟姆升任加州副州长，市议会投票把他推上去做代理市长。同年 11 月他赢下选举，成了旧金山历史上第一位民选的华裔市长，2015 年连任成功。2017 年 12 月 12 日，他在任上去世，享年 65 岁，前一晚在自家附近的超市买东西时心脏骤停。他没有退休，没有告别演说，市长这个身份一直穿到生命的最后一天。
他去世快两年之后，2019 年 11 月 13 日，机场委员会把国际航站楼离港大厅正式命名为 Mayor Edwin M. Lee International Terminal Departures Hall，离港大厅的木墙上写着这一行字。2022 年，大厅里又装上了他的铜制浮雕头像。今年 2 月我已经在那面墙前面站过一次了，下次路过，我大概还是会停下来，多看一眼。
说到这个，我就想把另外两个名字摆在一起看。
一个是伍超，他走的路和李孟贤很像，只是晚了整整一代人。伍超 1977 年生在湖北英山，中科大毕业，2003 年到马里兰读博士，2009 年拿到电气工程博士学位，后来做工程师，做数据科学家，给 Garmin 和 Booz Allen Hamilton 都干过活。2018 年他当选霍华德县教育委员会委员，后来做到主席，2023 年 1 月宣誓就任马里兰州众议员，到今天还在任上。教育委员会听着特别小，可学校就是普通家庭离政治最近的地方，校车，课本，午餐，预算，全在那一张桌子上谈。他先在离人最近的那一层待够了年头，然后再往上走一级。2025 年 9 月，我在加州的中科大校友 AI 聚会上见过他，早餐的时候还给他和几位资深校友拍了照。2026 年 9 月 28 日，我正式给他写了一封信，重新联系上，也向他表达了我的支持。
另一个是黄仁勋，他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扇门。黄仁勋 1963 年生在台北，在台南长大，5 岁跟着家里搬到泰国，9 岁被父母先送到美国，住在华盛顿州塔科马的叔叔家，又被送进肯塔基州一所寄宿学校。那所学校收的主要是问题少年，他那个叔叔以为那是名校，我每次看到这一段都觉得又好笑又心酸。后来全家在俄勒冈团聚，他 15 岁在 Denny’s 洗盘子，16 岁高中毕业，读了俄勒冈州立的电气工程，又去斯坦福读了硕士。1993 年，30 岁的他和两个伙伴在圣何塞一家 Denny’s 的卡座里创办了英伟达，从那天起当 CEO 一直当到今天。
今天全世界做 AI 的人，机房里跑的芯片绝大多数来自英伟达，我自己的研究也不例外，训练和推理都建在他修的这条路上。英伟达如今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，而给这个时代修路的人里，站在最中间的那个，9 岁到美国的时候连英语都说不利索。
再往前推半个多世纪，还有杨振宁。杨振宁 1922 年生在安徽合肥，西南联大毕业，1945 年到芝加哥大学读博士，后来进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。1954 年，他和米尔斯提出杨-米尔斯理论，那是后来整个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骨架。1957 年，他和李政道一起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奖，35 岁，是第一批华人诺奖得主。那时候他连美国公民都不是，拿着中国的护照去的斯德哥尔摩。
1957 年 12 月 10 日，诺贝尔奖晚宴上，他站起来发言。他说，他清楚地意识到，自己在不止一个意义上，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共同的产物，有和谐，也有冲突。他还说，他为自己的中国传承和背景感到自豪，就像他献身于现代科学一样，现代科学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，他已经把自己的工作献给了它，还会继续献下去。1957 年，一个华人站在全世界科学的最高典礼上，公开说出自己的根，公开感谢中国文化。这段话过去近七十年了，我今天读到，还是觉得分量很重。
他的名字留在哪里。杨-米尔斯理论写在每一本粒子物理教科书里，全世界的物理学家每天都在说他的姓。他后来在石溪大学创办理论物理研究所，2003 年回到清华，2025 年 10 月在北京去世，享年 103 岁。
五个人，五扇门。李孟贤从民权律师走进市政厅，伍超从博士和工程师走进州议会，黄仁勋从洗盘子走到科技业的正中央，又在一夜之间被拖了下来，杨振宁从西南联大走上诺贝尔奖的殿堂，我的导师杨宗良走进一个没有华人的学院，把华人学生一批一批带出来。他们的共同点特别朴素，没有一个人靠喊口号冲进去，全是把一件具体的事做了几十年。李孟贤从 1978 年走进亚洲法律联谊会，到 2019 年名字上墙，中间隔了 41 年。黄仁勋在同一家公司同一把椅子上坐了 33 年。伍超从 2009 年拿到博士，到 2023 年走进州议会，也走了 14 年，年头一点都不短。杨振宁的名字在物理学里留了七十年，还在往下留。
最后说离我最近的这一个，我的导师，杨宗良博士。
杨老师是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教授，做陆面过程研究，他领衔发展的 Noah-MP 陆面模式，全世界做天气预报和气候模拟的人都在用，我自己的硕士报告做的就是这个模式的评测。二十多年前他来到 Jackson 地球科学学院的时候，整个学院没有一个华人。他没有靠任何人替他说话，他靠自己的专业素养，一步一步证明了华人也可以。他很早就教育我们，华人要为自己发声，要为华人发声。在他自己生活的社区里，他经常为华人发声，回到组里，他也经常这样教导我们这些学生。他全家都是美国人，站在美国的土地上为华人说话，腰杆是直的。这个秋天他休学术假，人正在环游世界讲学，墨尔本，悉尼，一站一站走。传播学术，在我看来，也是在传播华人的力量。他是我最尊敬的人之一。
他的名字没有挂在哪一面墙上。他的名字写在模式里，写在跑遍全世界的代码里，也写在他带过的八十多个学生身上，那些学生如今分布在世界各地，做教授，做研究。名字留下来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他选的是这一种。
我知道有人会说，他们都是美国人，他们的故事跟一个拿着学生签证的中国留学生有什么关系。我以前也这么想过，华人在美国干得再好，那也是人家的故事，和我无关。可是名字这个东西很实际，它会改变后来者进门时候的空气。一个在公屋里长大的孩子可以当市长，一个湖北县城出来的博士可以当议员，一个在肯塔基寄宿学校里熬过的孩子可以定义一个行业，后来的人再走进这些房间，至少不用先花力气证明，华人到底能不能坐这把椅子。
所以我现在再看机场那面墙，感觉和看一块奖牌完全不一样。机场是所有移民故事开始的地方，行李推车，登机牌，广播里一句听不太懂的话。李孟贤的父母当年落地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姓会去到哪里。六十多年过去，这个姓挂在了他儿子工作过的那座城市的离港大厅上方，每天送人离开，也每天迎人回来。
名字留下来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