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中国没有逻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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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文明算不算有逻辑，不看它出过几个会推理的天才，看三样东西。有没有人把推理本身当成研究对象，写出专门的书。这门学问进没进学校，有没有老师教，学生学。有没有一套制度逼着一代代人学它，用它，考试就是最硬的制度。拿这三样去量希腊，量印度，都量得过。拿来量古代中国，三样全空。
所以这篇文章把话说满：古代中国没有逻辑。这里说的逻辑，指研究论证成不成立的学问。它研究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，给出检验对错的规则，还要有人接着往下研究。中国古代有能言善辩的人，有绝顶聪明的论证，唯独缺了这门学问本身。
先看希腊。亚里士多德把推理写成《工具论》，核心是三段论。他讨论推理形式的时候，把具体的词换成字母，等于把论证拆成一副骨架，内容换掉，骨架对不对照样能验。这副骨架后来被教了两千年。希腊人、阿拉伯人、拉丁人一代代给它作注，注疏从未断过。中世纪欧洲的大学里，新生先学文法、逻辑、修辞三艺，逻辑是正课，是每个读书人绕不过去的一关。一个希腊人写下的东西，变成了整个大陆读书人的基本功。
再看印度。正理派把推理写进《正理经》，定下五支论式，从主张、理由、例子、合、结一路排下来，每一步都有名目。辩论在印度是公开的学术活动，有规则，有裁断，注疏一代接一代。到了陈那手里，因明再进一步，他提出因三相，用三条硬条件检验一个理由能不能推出结论，法称接着把它做得更严密。那烂陀这样的寺院学府把因明列入僧人的正式学业，学生要学它，要靠它在辩论里过关。
中国先秦其实有过一个很好的开头。后期墨家在《墨经》和《小取》里认真研究论证，讲故，讲类，讲推。主张要有根据，同类的东西可以相互推，话说出去要经得起辩。公孙龙写《白马论》，分辨名和实的关系。惠施的历物十事，逼着人去想同一和差异。单看这些人，中国古代起步一点不晚，头脑一点不差。
坏就坏在没有下文。汉武帝以后儒学定于一尊，墨家先没了传人。《墨子》靠着被收进道教的《道藏》才保存下来，到清代已经残缺难读，孙诒让重新校订，才把《墨经》勉强理出头绪。从汉到清快两千年，没有官学教它，没有私塾讲它，没有学者接着往下推进。名家的下场更差，在主流文章里，辩者成了搅乱人心的角色。荀子批评惠施、邓析一流沉溺于怪说奇辞。孟子讲得更直白：予岂好辩哉，予不得已也。在这样的风气里，辩论是麻烦，是不得已才接的应战。没有人会把应战当成一门正经学问，教给学生。
再看教育和考试。隋唐开科取士，考经义、诗赋、策论。明清更定型，八股文写四书义，题目出在四书里，格式锁死。读书人从小背经，练的是引经据典，把圣人的意思讲圆。科举办了一千多年，从来没有一道题问过：下面这个推论成不成立，给出理由。整个选拔制度精心训练了注释和辞章，独独跳过论证有效性这一项。学校教什么，天下人就学什么。不教的东西，天才再多，也熬不成传统。
儒家学问的重心，摆在经典、礼制和修身上面。《荀子·正名》常被举出来，当作中国古代有逻辑的证据。读原文就知道它操心的是名分。名定下来，贵贱有别，赏罚有据，天下才治。它要解决的是政治秩序问题，通篇没有追问过一个论证在什么条件下必然成立。把正名算成逻辑，等于把治国术算成推理学，名实恰恰对不上。
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因明。现成的逻辑送上过门，中国古代接住过一次。玄奘从印度带回陈那的因明，译成汉文，弟子窥基写了疏记。这套学问此后锁在佛门讲学里面，出了寺院就没人理会，几代之后在中国内地基本断了。再看它在西藏的命：它进了寺院教育的中心，僧人要在辩经场上按因明的规则辩论多年，辩论成绩决定他们在寺院里的进阶。同一种学问，一边拿它当晋升的阶梯，一边让它自生自灭。差别不在聪明，在制度。
明朝末年还有第二次。1631 年，李之藻和傅泛际把欧洲的逻辑教材译成《名理探》，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第一次完整摆在中文读者面前。结果和因明一样，无声无息。没有学校采用它，没有考试需要它，读书人忙着准备八股。学问两次送到门口，门口都没有它站的位置。
回到开头那三条标准。有没有人研究推理本身：先秦有过，墨家和名家，之后断档。有没有进学校：从来没有。有没有制度逼人学：科举考了一千多年经义，没有一次考过论证。所以答案很清楚，古代中国没有逻辑。这门学问最后连名字带内容一起从外面进来，原因正在这里。家里有的东西，不需要进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