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30 年回望 2026:把更强的智能接到值得解决的问题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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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设在 2030 年重新打开 2026 年的文件夹,我会先查一件事:今天借助 AI 完成的工作,是否改变了一个现实问题,并留下别人能够复验和继承的证据。
写完《他们为什么都去了 AI Lab?》,镜头也从他们转回我们。
前一篇解释了顶尖人才为什么向前沿实验室集中。那里有昂贵的算力、内部模型、人才密度和部署反馈。进入这样的组织,意味着一个人能够做以前做不了的实验,也意味着他离新一代认知基础设施的源头更近。
这一篇讨论能力到手以后,怎样进入能被现实否定的场景。靠近能力的源头,只能说明一个人获得了更大的行动空间。这个空间最后装进什么,仍然需要另一套判断。
我把日历拨到 2030 年,只为了给今天的选择加一条验收标准:四年以后,它留下了什么?
2030 年会先忘掉模型排行榜
如果我们在 2030 年重新打开 2026 年的文件夹,很多当年占满注意力的东西已经很难辨认。某个模型领先了两周,某种 prompt 写法多拿了几个百分点,某家公司在发布会上宣布了新的能力,这些信息在当时有用,寿命却很短。
能力会扩散。接口会变化。今天需要反复调试的功能,明天可能成为默认设置。一个人若只拥有几个月的信息差,下一次模型更新就可能把它抹平。
留下来的东西更朴素。一组别人仍在使用的数据,一项能够复现的实验,一个持续运行的工具,一段把失败原因写清楚的记录,都比“最早知道某个新名词”更容易穿过四年。
公司的名字和职位会影响资源。它们说明一个人当时进入了哪个房间,却不能说明他在房间里改变了什么。到了 2030 年,我们能够检查的是现实有没有因此改变,以及后来的人能否接着往下做。
两条坐标判断工作有没有进入现实
判断一项 AI 工作,可以先看两条坐标。
纵轴是它能调用多强的智能。越往上,越接近内部 checkpoint、大规模训练、稀缺算力和顶尖研究团队。人才进入前沿实验室,主要是在纵轴上快速移动。
横轴是它离现实反馈有多近。实验能否推翻结论,用户是否真的改变行为,系统运行几个月后错误有没有减少,出了问题能否追到原因,这些反馈把工作向右推动。
| 现实反馈较弱 | 现实反馈较强 | |
|---|---|---|
| 可调用智能较强 | 演示效果、内部指标、自我评价 | 可复现实验、持续运行的系统、可追踪的外部结果 |
| 可调用智能较弱 | 内容搬运、短期工具包装 | 人工基线、长期观测、可靠流程 |
左上角最容易制造震撼。模型很强,演示很漂亮,外部世界却还没有获得否定它的机会。右下角经常缺少光环。有人用普通模型改进一次复核流程,连续记录半年误判,结果可能比热门 demo 留得更久。
右上角才是这轮人才迁徙最值得期待的地方。强模型进入科学实验或生产流程,现实能够指出它错在哪里,组织也愿意为结果负责。加入 AI Lab 只是向上移动。工作的意义取决于它能否继续向右。
能力越便宜,选题越贵
2026 年,生成文字和代码的成本还在下降。一个人一天可以试更多想法,一个小团队可以完成过去需要大组织才能完成的工作。这种速度很诱人,也会放大选错问题的代价。
AI 能够很快写出一百个答案。它无法单独决定哪一个问题值得占用几年生命,也无法凭空获得实验结果、用户拒绝和物理世界的限制。模型可以帮人推演,现实负责说“不”。
因此,我更在意那些机器无法自行评分的问题。它们可能来自一次测量异常,一个长期无人维护的科研流程,或者一个用户反复绕开产品的动作。人需要走到现场,承认原来的假设不成立,再把新的证据送回系统。
选择标准可以更严格。先找到正在承担可见成本的人或系统,再确认自己能接触到足以推翻方案的证据。最后检查这个问题是否会在模型更换后继续存在。若这些条件都说不清,就先把它当作一次探索,不急着宣称自己正在解决问题。
速度的红利应该用来缩短这个回路。若只是让输出数量翻十倍,我们会得到更多看似完整的内容。若把省下来的时间用于验证结果并修正假设,我们才可能得到更可靠的认识。
把 AI 带回自己长期接触的问题
2026 年 6 月,我在《为什么我一定要投身 AI 浪潮》里写过,我在 Geoscience 看不到未来,所以一定要投身 AI 浪潮。
现在再看,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。
我仍然应该理解 AI,也应该进入它正在形成的新工作方式。可如果“投身 AI”意味着丢掉长期接触的领域问题,和所有人一起追逐相同的模型指标,那么我也丢掉了自己最接近现实反馈的位置。
前沿实验室知道怎样让模型变强。地球系统科学仍然需要熟悉观测、物理模型和生产代码的人来定义问题。假如领域研究者都离开原来的问题,只去争夺模型中心的位置,智能中心会变得更拥挤,现实却失去了能够指出模型错误的人。
对我来说,ESM-bench就是一个具体起点。它测试 AI Agent 能否修改 Noah-MP 等生产级地球系统模型代码,同时保留代码里的物理逻辑。现有代码和专家定义的任务提供参照。补丁若改错子程序、写反通量符号或破坏守恒,即使能够编译也算失败。
我希望它在 2026 年留下可复现的任务数据、评测程序和失败补丁。模型版本可以更换,这些记录仍能检查下一代 Agent 是否少犯了同一种错误。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没有 AI title 的领域研究者,可能在 2030 年留下更耐久的工作。他没有训练最大的模型,却让一种新能力通过了现实的检验。
权力在模型进入流程之后出现
上一篇文章讨论了 AI 与权力的关系。站到 2030 年回看,这个判断需要再精确一点。
一段模型输出已经能够影响判断。当它反复进入招聘、科研经费、诊疗或生产调度流程,这种影响会固化为持续分配机会和资源的权力。模型可以提出建议,组织决定是否采纳。组织还要决定它能读取哪些数据,出错后由谁叫停。
制造更强的模型只是权力链条的一部分。定义目标的人掌握一部分权力。批准部署的人也掌握一部分。受到影响的人若没有申诉入口,权力就会集中在看不见的接口里。
如果一项 AI 工作到 2030 年仍值得信任,它在 2026 年就应保留失败记录,注明何时退回人工流程,并让最终签字的人能够解释决定。能力越强,这些安排越需要提前建设。
个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。我们可以把查资料、写初稿和运行常规实验交给 Agent,判断标准仍要留在自己手里。一个人若无法解释为什么相信结果,他调用的智能越强,错误扩散得也越快。
不会被下一代模型清零的资产
具体的 prompt 会折旧,简单的 wrapper 会被平台吸收,模型品牌也可能更换。问题定义、带来源的数据和符合真实后果的评测方法,寿命通常更长。
决策记录能够穿过模型更新。到 2030 年,模型或许可以重写一段 2026 年的代码,却无法自动还原团队当时为什么放弃另一条路线,哪一批传感器曾经漂移,哪个看似漂亮的指标后来误导了实验。把这些背景留下来,下一代工具才有可能站在真实的起点上继续工作。
公开写作也可以成为这种资产。一篇文章把判断交给别人检查,记录作者当时掌握的证据,也让后来的读者看出错误从哪里开始。这样的文字能够活得比当天的流量更久。
有意义的工作不一定规模很大。一个能够复用的脚本,一份注明失败条件的数据集,一套减少团队误判的测试,都可能降低后来者的起步成本。四年后仍有人能够从那里出发,这项工作就没有被时间清零。
信用是一种慢变量
技术变化越快,人与人之间的信用越难被替代。
AI 可以生成介绍邮件,维护联系人,提醒我们按时 follow up。它无法补写一段共同承担风险的历史,也无法替一个人兑现承诺。到了 2030 年,一段关系的分量可以用一个具体结果衡量:多少人愿意再和你做第二件事。
这会让一些看似很慢的行为重新获得分量。认真回复一个年轻研究者,公开给合作者署名,在判断错了以后尽快修正,这些动作不会立刻出现在模型排行榜上。它们会决定几年后谁愿意把还没有公开的问题交给你。
人才密度可以通过加入组织获得,信任密度只能在一次次合作中积累。前者让人更快接触能力,后者决定一个人能否把能力带出单个职位。
四张带到 2030 年的收据
我想给 2026 年的每一个项目留下四张收据。
第一张来自现实。项目开始前有一个基线,完成后有一个外部结果。实验可能失败,用户也可能不用,但世界必须拥有说“不”的机会。
第二张来自继承。如果我明天离开,别人能否看懂数据、重现实验并继续维护?如果模型供应商更换,验证方法是否仍然成立?
第三张来自判断。我需要写下为什么选择这条路线,什么证据会推翻它,以及看到新证据后改了什么。结果正确值得保留,能够定位错误同样值得保留。
第四张来自合作。和我一起承担结果的人,是否愿意再合作一次?如果答案是否定的,再高的短期效率也可能透支了未来。
把有限的时间接到可验证的未来
从《颠覆性创新者的思维模式》,到顶尖人才为什么进入 AI Lab,再到这一篇,我始终关心同一个问题:一个人怎样看见更远,并让看见的东西进入现实。
远见无法通过猜中某个模型名称来证明。它最终会变成一组今天可以开始的动作:选择一个值得放大的问题,让现实持续纠正答案,再把过程留下来供别人检查。
到了 2030 年,我希望能沿着记录回答四个具体问题:现实中有什么因此改变,证据留在哪里,后来的人能否继续,一起承担结果的人是否愿意再合作一次。
这些答案会告诉未来的我,2026 年的智能究竟进入了现实,还是只增加了当时的速度。
